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
—— 爱新觉罗·玄烨
秩序解体的嚆矢
徐中约在《中国近现代史》提到，玄烨之所以能成为康熙，最关键的原因是他八岁登基时就已经出过天花了——对比其他兄弟，这是他最大的优势。他的父亲顺治死于天花，而在入关之前，满人也早已领教天花的威力。整个大清统治阶级对天花恐慌至极，所以他们选了一位已经战胜过天花的继承人。
天花是大清帝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看不见的敌人。知乎上有一条《清朝皇室对抗天花的300年》，完整讲述了这个故事。天花源自古埃及，公元前250年左右由匈奴传入中国。明末开始，一些汉人移民辽东，给满人带去了天花。天花可通过空气传播，传染性极强。汉人因为已经与天花相处1000多年，有了基因优势和防治经验，因此天花致死率能控制在百分之三四十。而刚接触天花的满人死亡率则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如果满人从上而下没有制定严格的“避痘制度”，那估计清朝就不会存在了。
这个东方的故事完美呼应了差不多同时期一个西方的故事，只是结果恰恰相反。
Jared Diamond在《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分析了天花在欧洲对美洲的征服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欧洲征服美洲称为一个侥幸的历史事件。如果不是欧洲人早就开始驯养动物，在长时间中和动物携带的各种病毒相杀相生，欧洲的军队就不会以天花病毒携带者的身份出现在美洲，并以最小代价征服了美洲——这些入侵者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身上携带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居然是这些看不见的病毒。天花导致当地的统治秩序和文明（Inca, Aztec and Maya）逐渐被疾病削弱，导致95%的美洲原住民人口在短短几十年里彻底消亡。Jared此书揭露了一个残忍的真相，总结了决定人类命运的三大法宝，那就是技术（Guns代指）、病毒（Germs）和资源（Steel代指）。而一切根本中的根本是资源，地理位置决定了原始资源的优劣，决定了一个文明能否找到合适的植物发展农业，能否找到合适的动物进行养殖，在动物养殖过程中逐渐产生适应危险病毒的基因，在构建这种经济基础的同时逐渐发展技术，然后这个文明就可以化身成为危险病毒的携带者，入侵并终结其他文明，同时为自己争取到更多资源进行下一步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地球上每个人都是行走的病毒细菌馆，每个人都携带大约三磅重的germs（出自《Pleased to meet me》）。
想到这些书和历史趣事，当然是因为如今在全球扩散的COVID-19。当我们以为我们建起了高楼大厦，望向太空和望进未来时，一个小小的病毒却在短短几天内将我们一把推入了通向过去的时光机器。
人类秩序的脆弱性
Yuval Harari在《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Mankind》中提到，对比其他同时期的人种（human species），智人的优势在于想象。国家、公司、机构都来源于公共想象，受到公共承认的咒语的约束（法律），这些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带来的的一种秩序感。但归根究底，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公共想象。
长久生活在秩序中的人，会形成一种惯性，以为这秩序天然就在、永远有效，而根本无法想象秩序丧失的情形，遑论为此着手进行准备。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林黛玉念出这句诗：“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盛世的人们会把所有既定的秩序想象成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几乎带上了永恒性的迷幻色彩，而直到悲剧降临，人们赫然发现，这些秩序其实都是轻易可以被打破或彻底被摧毁的。
《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秩序缓慢解体、而身在其中的人却毫不自知的悲剧，是一出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唯一知情的秦可卿死了，临死托梦给王熙凤的忠告并没有得到重视和落实。《红楼梦》是青春的挽歌、爱情的挽歌、时代的挽歌，直到最后白茫茫一场大雪落了个干净。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描述的则是因一场战争带来的急遽的秩序丧失，“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都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以前我其实从来没有真的在这句话里面生活过。
人是宇宙中渺小的存在，而我们高超的想象力总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我们有能力掌握一切、战胜一切。蔓延到全球的COVID-19，让我们正在体会一种急速的秩序丧失。它造成了那么多个人的悲剧、家庭的解体、城市的奔溃、国家的危机，它让我们意识到，虽然身在盛世，但我们和秩序丧失之间的距离，远比我们想象得要近得多。承认吧，不管后面如何发展，这绝对不可能也不应该变成喜剧。
反思
这大概是本次糟糕的疫情能给人类带来的最正面的东西了。
我最近看到比较深刻的反思来自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Michelle Mello教授，2月27日斯坦福校网发布对其采访的《Are we ready for pandemic?》一文。她指出在这次疫情中主要看到美国政府管理的两处不足。
第一处是如果要实行长期隔离或在家办公以阻截传染病，美国政府缺乏对这方面的考量和讨论。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几乎都不可能以中国管控武汉的力度来阻截一个传染病在本地的扩散，但至少应该准备一个可行的能让人们安心在家隔离或在家办公的政策，这包括如何让人们在暂时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不至于破产？如何在极端情况下继续一些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儿童教育和基础服务？
这些也是最近我和身边同事朋友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因为现有的秩序是不能深思的，一深思，到处是漏洞。比如很多人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过得都是没有银行储蓄的生活，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一旦少了一个月半个月的收入，甚或失业，大多数人都会立马面临房贷、小孩教育、保险、医疗养老等全方位而来的压力，一下子跌落社会最底层。这次疫情中，这些情况其实都已经有了实际的例子。仅此一条也许不过导致一些不幸的个案。而一旦一个政府因预案不足，在传染病爆发时无法维持基础服务，出现类似断电断水医院停业警局关门等现象，那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立刻奔溃，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动荡。
Mello教授提到的第二处是美国政府的短视。正在疫情中时，往往会倾其所有、大力投入各种资源进行疫苗和药物研发，可是一旦疫情好转，这些资源会被立刻撤离。这一点也是很致命的。为此我上网搜查了SARS疫苗目前的研制情况，结果发现那个疫苗一直停留在了动物模型阶段。
病毒教给我们的除了痛苦和死亡，就是反思。希望这唯一正面的东西，不会昙花一现。
